章學誠的“官禮”說——兼論章學誠學術體系及其問題
作者：楊逸
來源：《孔子研討》2023年第3期
摘 要：“官禮”是章學誠學術體系中的關鍵概念。在《禮教》篇中，章學誠反思“鄭玄—朱熹—秦蕙田等”的禮學傳統，主張繼承“向、歆父子之傳”，以“官禮”取代“五禮”重整禮學體系，并統攝“五經”。通過“校讎之學”，章學誠批評四部門類法，代之以《七略》，作為恢復“官禮”“古學”的橋梁。但是在營構體系時，“五經”、《七略》作為理論中間環節存在後天缺乏。當擴“五經”為“五教”的嘗試以掉敗告終，章學誠舍《七略》而溯“官禮”。通過賦予“官禮”歷史性，創制綱領、掌故體例，“全國之書皆官禮”的命題終于證成。但“獨斷之學”與“考索之功”的牴觸遠未調和。
作者簡介：楊逸，安徽年夜學歷史學院副傳授，重要研討標的目的為中國思惟史、六藝學
作為“浙學殿軍”，章學誠（1738—1801）的“六經皆史”說是近代以來學者津津樂道的話題。不過，無論這一命題多么發人深省，它都很難說是章學誠思惟體系的最高命題。據章學誠自道，其學術以“校讎之學”為情勢，以“上探班、劉，溯源官禮；下該《雕龍》《史通》，甄別名實，品藻流別”【1】為主旨。其次子華紱（生卒年不詳）又曰：“大略推原《官禮包養網dcard》，而有得于向、歆父子之傳，故于古今學術淵源，輒能條別而得其主旨。”【2】父子之論，一就門徑說，一就所得言，配合把章氏學術體系中的焦包養dcard點概念歸于“官禮”。惜乎學界關于“官禮”概念所指、“官禮”說的具體內容及其在章學誠思惟體系中的位置、感化等，尚無專門、系統分析。有鑒于此，筆者擬從《禮教》篇進手，以整體視角解析章學誠的“官禮”說，提醒其學術體系在營構過程中之問題與牴觸。
一、“官禮”統“五經”
作為研討章學誠思惟的重要文獻，《文史通義》重要存在兩個版本系統：一是王宗炎（1755—1826）初擬，沈增植（？—包養網VIP1922）、劉承幹（1882—1963）遞修的嘉業堂刻本，即所謂《章氏遺書》本；另一是章華紱因不滿于前者而從頭厘定，在開封刊刻的“年夜梁本”。在“內篇”部門，前者比后者多出《禮教》一篇。內藤湖南認為，“年夜梁本”不錄《禮教》篇“是由于與《易教》《書教》《詩教》等篇比擬，此篇論文有欠力度”【3】。其論就“六經皆史”而發，意在指出《禮教》篇缺少“三禮是史”的相關論證。但實際上，《禮教》篇非專就“六經皆史”而作，其說展現出溝通經史理論與編史實踐的盡力，實乃解釋章學誠思惟之秘鑰。
（一）兩個禮學門戶
清儒治《禮》以考據見長。漢學之所以自負細密于宋學，與其三《禮》學研討優勢親密相關。章學誠卓然獨立包養一個月于漢、宋陣營，故能掌握當時《禮》學研討情勢，又不受其局限。在《禮教》篇，他開宗明義地說：“經禮之學，開端先辨經曲。經曲之義未明，是收支不由戶也，而學者往往昧之。”【4】“經曲”之辨是禮學研討中的疑難問題。《禮記·中庸》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禮記·禮器》）又云：“經禮三百，曲禮三千。”所謂“三百三千”畢竟何指，歷代注家說法紛歧，章學誠將其判為兩家：一家以劉向為代表，“劉向以三百為官禮，所謂經也；三千為《儀禮》，所謂曲也”。另一家以鄭玄、朱熹為代表，“鄭康成乃以三百為《儀禮》，三千為《禮》文”，“朱子從鄭而不從劉”【5】。
考《禮記·禮器》鄭注：“經禮，謂《周禮》也。《周禮》六篇，其官有三百六十。曲，猶包養平台事也。事禮謂今禮也。禮篇多亡，本數未聞，此中事儀三千。”【6】則鄭玄以《周官》為經禮，分歧于西漢學者以“禮經”“經禮”指稱《儀禮》的語言習慣。至宋代，程頤、呂年夜臨、葉夢得、朱熹反思鄭注，主張以《儀禮》為“經禮”，重視《儀禮》學研討，其風綿宕至清，對清儒治《禮》影響深遠。【7】按此，鄭玄與劉向之論同，而與朱熹之論異，章學誠的說法并非事實。這種“掉誤”能夠是有興趣為之，其目標是建構漢代鄭玄—宋代朱熹—清代漢學（如秦蕙田）的學術譜系，對比樹立本身“有得于向、歆父子之傳”【8】的學統。這不克不及簡單看作是學術考索，而是“實齋為印證學術上的某種主張而闡發的一種思惟宣言”【9】。
（二）批評“五端”“五儀”
在這種語境下，當章學誠抬出《周禮》作為“經禮”時，便擺出了一副與漢學爭辯的姿態。他抨擊當時禮學研討：
近人致功于三禮，約有五端：溯源流也，明類例也，綜名數也，考同異也，搜遺逸也。此皆學者應有之事，不成廢也。然以此為極則，而不求前人之年夜體以自廣其心，此宋人所譏為玩物喪志，不得謂宋人之苛也。【10】
章學誠不是宋學學者，他并無否認漢學禮學研討成績的意圖，而是盼望指出“五端”的研討不成沉淪于鐘鼓財寶，做成豆丁之學，而是要深求“前人之年夜體”。他援用朱子“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的名言諷諫漢學學者，將“五端”判作“儀”而非“禮”，并發出詰問：“非盡人官物曲之精微，豈足以稱天理節文之義！”【11】“物曲”即名物度數之類，是“儀”；“人官”即設官分職之屬，是“禮”。
同是推尊《周禮》，章學誠不主張采用鄭玄的“五禮”體系構筑禮學年夜廈，而是強調《周禮》作為官制的獨特價值。他反思說：
禮家講求于纂輯比類，大略于六典五儀之原多未詳析，總緣誤識以儀為禮耳。夫軌制屬官而容儀屬曲，皆禮也。然容儀自是專門，而軌制兼該萬有，舍六典而拘五儀，恐五儀之難包含也。雖六典所包甚廣，無妨闕所不知，而五儀終不成以為經禮之全，綜典之書，自宜識體要也。【12】
稱“五禮”為“五儀”，可見章學誠貶抑之意，以之為“非禮”。究其緣由，是“五禮”的吉、兇、軍、賓、嘉框架缺少包涵性，缺乏以囊括一切禮學文獻。章學誠以秦蕙田《五禮通考》為例指出，該書“以五儀為綱”，試圖賅括一切，卻疏漏百出、不克不及服人。好比，《五禮通考》將地理、地輿、官制等內容編進嘉禮之中，來由是“朝覲會同，于五儀為嘉禮耳”。但實際上“朝典”包含甚廣，如以此為準，則司馬、軍政、司寇、比讞皆當歸進嘉禮，軍禮將有被挖空的危險。這種批評直戳禮學文獻編纂的焦點，對朱熹《儀禮經傳通包養金額解》、江永《禮書綱目》等皇皇巨著通用。
（三）“禮”的三個層次
舍“物曲”，求“人官”；棄“五儀”，用“六典”。章學誠系統批評了從鄭玄到秦蕙田的禮學研討，其計劃是“向、歆父子式”的，其淵源是《七略》《漢志》：
《漢·藝文志》，《官》《儀》二禮與禮包養網站家諸記合為一種，后世《三禮》所由名也。其實諸記多為儀禮，而傳《周官》者，非專門之學即無成書，名為三禮，實二禮也。二禮同傳，而儒者拘于威儀之說，遂異經禮三百而歸之《儀禮》，反若官典為禮家之贅疣，而先王制作之原，與道出于天之義微矣。今之三禮，乃《官》《儀》二禮合《小戴記》耳。此乃學校所頒，其實當合《年夜戴》為四禮也。正以《內外四傳》（三傳加《國語》）猶可想見《年齡》之意，而《禮》之不盡《官》《儀》二經也，學者所當知也。【13】
劉歆考據《周禮》，編進《七略》，《漢書·藝文志》因之而成《周禮》《儀禮》《禮記》“三禮”鼎峙之局勢；若分《禮記》為年夜、小戴兩家，則“四禮”也可聊備一說，這是眾所周知的禮學常識。不過，章學誠之意尚不止于此，他將“三禮”比作《年齡》“三傳”，將《年夜戴禮記》比作《國語》。推其心意，是有興包養故事趣擴年夜禮學經典的范圍，使底本被認作是“經”的經典往勢為“傳”，底本被認作“傳”的文獻降格為“記”。于是，“四禮”實際上具有由低到高的三個層次：第一層次是“記”的層次，包含年夜、小戴《禮記》，其意義相當于《國語》之于《年齡》；第二層次是“傳”的層次，包含《周禮》《儀禮》“二禮”，其意義相當于《年齡》三傳；第三層次是“經”的層次，即所謂“《禮》之不盡《官》《儀》二經”者。
這種《周禮》《儀禮》皆有所未盡的“禮”，章學誠稱之為“官禮”“官典”，是其禮學體系中的最高范疇，具有“五禮”所不具備的整合五經的效能：
《易》為周禮，見于太卜之官，三易之名，八卦之數，占揲之法，見于《周禮》，所謂人官之綱領也。……《書》亦周禮也，見于外史之官，三皇五帝之名，見于《周官》，所謂人官之綱領也。……《詩》亦周禮也，見于太史之官，風雅頌之為經，賦興比之為緯，見于《周官》，所謂人官之綱領也。【14】
引文共三句，句式雷同。每句兩次應用“周禮”一詞，意旨并不雷同。“某為周禮”之“周禮”指“經”一包養網單次層次的“禮”，即所謂“人官之綱領”；“見于《周禮》”之“周禮”指“傳”一層次的“禮”，專指《周禮》，故后文代之以《周官》。太卜掌“《三易》之法”【15】，系于《周禮·春官·宗伯》，故“官禮”可統《周易》；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16】，系于《周禮·春官·宗伯》，故“官禮”可統《尚書》；年夜師（引文誤作太史）“教六詩”【17】，系于《周禮·春官·宗伯》，故“官禮”可統《詩經》。此外，“《年齡》乃周公之舊典”【18】，韓宣子觀書于太史氏，職屬《周禮·春官》，則“官禮”亦可統《年齡》。
至此，章學誠系統反思了“鄭玄—朱熹—秦蕙田等”的禮學研討，樹立起本身“向、歆父子之傳”19的禮學新學統，并以“官禮”重整禮學甚至經學體系，實現了對前者的理論“超出”。不過，這只是章氏學術體系營構的第一個步驟，其理論旨趣之巨大尚不止于此。
二、《七略》攝“四部”
據章氏次子華紱說，乃父之學之所以能夠“于古今學術淵源，輒能條別而得其主旨”的機密是“大略推原《官禮》，而有得于向、歆父子之傳”【20】。其實，劉向、劉歆不單為章學誠供給了《官禮》這一整飭禮學、經學的密鑰，還為其整飭古今學術供給了具體計劃——《七略》。緣台灣包養網此，章氏將其理論射程由“五經”擴展為“四部”，試圖將全國之書、古今之學盡數支出彀中。
（一）學術史的三階段論
重整古今文獻的認識基礎是“明古今之變”。章學誠將古今著作之變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三代以降至年齡，典章衰而著作興。章氏認為“古無私門之著作”，“朝有典謨，官存法則，風詩采之閭里，敷奏登之廟堂，未有人自為書、家存一說者也”【21】。年齡時周道陵夷，孔子懼怕先國法度“無以續且繼者而至于淪掉”【22】，于是取典章之年夜者“申而明之”，是為“六藝”。章學誠認為，孔子于“六藝”只是收拾編次、“述而不作”，“非圣人有興趣作為文字以傳后世也”【23】，不克不及稱作“私人著作”。不過，孔門六藝開創的“師教”傳統實際上使官師分立，此后“子學時代”來臨，“處士橫議，諸子紛紛著書立說”，私包養留言板人之言漸多，著作隨之而興。
第二階段，戰國之時到西漢，著作衰而文章富。年齡、戰國時期的私人著作以傳授生徒為目標，論述簡明，且多非專著。相對而言，年齡辭命簡約，僅“欲文其言以達旨罷了”，戰國則“扺掌琢磨，騰說以取富貴，其辭敷張而揚厲，變其本而加恢奇”，可謂達到了“行人辭命之極”【24】。即使這般，戰國時期也“未嘗有參差包養女人龐雜之文也”【25】。至兩漢，辭章騷賦之學興起，諸家以辭藻華麗為尚，“辭章”逐漸以一門學問的面孔出現了。
第三階段，東漢之后，文章繁而裒為集。東漢以后，文體年夜為豐富，《后漢書·文苑傳》當中每稱文士，則曰所著詩、賦、碑、箴、頌、誄若干篇。摯虞《文章流別》首創“別集”，因文體而編次古今名篇，標志著文集理念的成熟。作為一種文獻編次方式，文集的產生是“辭章之學”代“專門之學”而興的必定結果。與之相伴而生的，如類書、書抄、評選等，都以“刪略諸家，取便省覽”26為目標，一方面提醒出文章單一、冗富的女大生包養俱樂部實際情況，另一方面體現出學者因文獻眾多而不知學所先后的迷惑。
與此相對應的，目錄學史亦可分為三段：一是以官職為著錄之法的時期，二是由《七略》到《漢書·藝文志》，三是四部門類法。此中，四部門類法的出現與后世文獻的類型、數量變化相關，遭到章學誠的劇烈批評：
聞以部次治書籍，未聞以書籍亂部次者也。【27】
“以部次治書籍”是章氏的主張，其理念是演繹式的，請求以官禮年夜義編序全國文獻；“以書籍亂部次”，是四部支撐者的主張，其理念是歸納式的，請求以書籍的實際情況包養dcard改變分類方式。章氏正告說，四部門類法源于且包養條件助長了學術的衰弊，若再信而用之則必將形成學術的進一個步驟闌珊，使“著作日下”“學術日散”“文章之病難救”，“前人之年夜體”永不復見。對此，他喊出“三變而古學可興”【28】的口號，并實際提出了恢復“古學”的設想。
（二）恢復“古學”的設想
學術之變由官禮到專家（門）再到辭章，文獻之變由典章到著作到文章（集），目錄之變由官守到《七略》再到“四部”。此為歷史流變，故就順序而言；若論恢復“古學”，則當溯流而上。章學誠說：
茍有好學沉思之士，因文以求立言之質，因散而求會同之歸，則三變而古學可興。【29】
孔子曰：“齊一變，至于魯。魯一變，至于道。”（《論語·雍也》）其實指若何，不得而知。比擬之下，章學誠的“三變”主張更為清楚，其主旨是舍棄四部門類法，恢復以《七略》為代表的官守部次之法。其原則有二：一是“因文以求立言之質”，即通過具體剖析為難女大生包養俱樂部以部次的文獻定性；二是“因散而求會同之歸”，即將這些散在四部各小類中的文獻回置于《七略》的文獻六分法中。
具體而言，原屬史部而歸進“六藝略”者，如野史回歸《年齡》之類，儀注回歸“禮”類《儀禮》之屬，職官回歸“禮”類《周官》之屬；歸進“數術略”者，如譜牒回歸“歷數”之屬；歸進“諸子略”者，如記、傳回歸“小說”之屬。原屬子部而“后世不復有其支別”者，如名家“后世不傳”，章學誠認為其“辨名正物之意”與顏師古（581—645）《匡謬正俗》、丘光庭（907—960）《兼明書》之類類似，故其可歸于“六藝略”小學之類；再如墨家“自漢無傳”，但推原其意所謂“尚儉”“兼愛”者，與老子貴嗇、佛家普度之類類似，故可與諸子略老子之類合并。原屬集部者，漢魏六朝著作，多有“專門之意”，多可歸于“諸子略”。比擬之下，唐宋詩文浩如煙海、情況復雜。章學誠主張擱置文集的復雜性，從“作集之人”進手，根據其性格本趣、詩賦所依靠、論辯所隱喻、紀敘所宗尚等方面具體剖析，為其人其學定性。以“唐宋八大師”為例，韓愈屬儒家，柳宗元屬名家，蘇洵屬兵家，蘇軾屬縱橫家，王安石屬法家 ，等等。
章氏學術史三段論表示圖
經此歸類，四部文獻被從頭回置到《七略》的六分法中，“三變而古學可興”的構想得以初步完成，章學誠包養sd學術體系的輪廓似乎漸趨清楚。不過，這些設想與章氏的許多其他命題類似，非一篇之論、一時之論所能概全，此中若干包養違法理論環節尚需細究章氏著作的細節甜心寶貝包養網才幹補完。
三、“全國之書皆官禮”
在《禮教》篇末，章學誠借“某人”之口提出了“全國之書皆官禮”的命題，并問道：
全國之書皆官禮，則經分為六，略分為七，子別九流，術包養俱樂部標七種，何不悉統于官禮乎？【30】
這個問題直擊章氏體系中的關鍵環節，即在“官禮”與“全國之書”之間若何安置“五經”、《七略》的理論地位，以構成某種符合邏輯的論證體系。對此，章學誠并非沒有自覺認識，只是前后所思各有分歧。若不計其得掉，略有兩條進路。
（一）進路一：擴“五經”為“五教”
《文史通義》內篇以《易教》《書教》《詩教》《禮教》開篇，此中《書教》中論《年齡》，故所謂“四教”實為“五教”。《禮記》有“五教”之說，有學者認為章學誠“五教”之論來源于此。31但實際上，兩者意指并不相合。章學誠所謂“教”于“教化”之義較遠，離佛家“判教”之義較近，旨在為古今文獻定性、分類供給依據。《詩教》篇曰：
老子說本陰陽，莊、列寓言假象，《易》教也；鄒衍侈言六合，關尹推衍五行，《書》教也；管、商法制，義存政典，《禮》教也；申、韓刑名，旨歸賞罰，《年齡》教也……（《詩》教）比興之旨，諷喻之義，固行人之所肄也。縱橫者流，推而衍之，是以能委折而進請，微婉而善諷也。【32】
與判文集為諸子的思緒類似，章學誠試圖通過定性研討將后世文獻回歸到更古的文獻之中。不過，他并未選擇劉氏父子的“諸子出于王官論”作為立論依據，從而直接將諸子回歸“官禮”，而是選擇勾連“五經”與諸子的關系包養一個月。顯然，這一迂回的論證思緒充滿挑戰，畢竟“五經”被長期貼上儒家標簽，與諸子門戶各異、道相殊途。為此，章學誠的做法是將“五經”的概念擴容為“五教”，擺脫文本作為物質載體的局限，思慮“五經”所代表的某種學術傳統。章學誠說：
六藝之文，可以一言盡也。夫象歟，興歟，例歟，官歟，風馬牛不相及也，其辭可謂文矣，其理則不過曰通于類也。故學者之要，貴乎知類。【33】
從情勢上說，《易》教在“象”，《詩》教在“興”，《禮》教在“官”，《年齡》教在“例”，《書》教在“記注”而“無定體”。以之為主旨，參考諸子著作內容，即可實現“五教”統“諸子”的命題。在章氏看來，“五教”不僅流為諸子，還耐久影響著后世學術形態。如《易經》“象”教，分為“六合天然之象”“人心營構之象”，后者承“情之變易”而興，“意之所至，無不成也”【34】，故《莊子》《列子》之寓言、《離騷》之鬼神、釋教之地獄，皆可歸為《易》教。再如《詩經》“興”教，其流至廣。“戰國之文多出于《詩》教”，而“后世之文，其體皆備于戰國”，故后世文體多屬《詩》教之流。章氏認為，后世文集摻雜了本屬著作的經義（歸為經）、傳記（歸為史）、論辯（歸為子），除此三者之外皆是“辭章之屬”，無論有韻無韻之體，皆為“抑揚甜心花園往復，詩人諷諭之旨”【35】，當屬《詩》教者流。
“五教”說如能推至極端，則“官禮”統“五經”，“五經”開“四部”，“官禮”可統古今、全國之書。不過相關論說在此戛但是止，仿佛碰到了某些難以理順的硬結。畢竟在章學誠的“官禮”概念中，“五經”并無至窪地位：就三代而論，“五經”只是“官禮”中的一小部門，無力歸納綜合三代郅治之全體；對后世而言，傳世文獻的情況過于繁復，欲以“五教”囊括之將會是一個龐年夜、復雜的系統理論工程。
（二）進路二：舍《七略》而用“官禮”
權且不論“五教”說勝利與否，僅按《七略》論之，能否可以玉成“全國之書皆官禮”的命題？作為一位依附編撰方志謀生的學者，章學誠先后主編過《和州志》《永清縣志》《亳州志》等方志名著，此中有關“藝文”的部門反應了他對《七略》思慮的變化。在乾隆三十八年（1773）《和州志》中，《藝文書》貫徹了《七略》統“四部”的理念。不過從其所擬《包養網車馬費輯略》來看，其體例少“兵書”一類，而多出“紀載”“釋教”“金石”三類，與《七略》實不雷同。
這種差別幾多反應了《七略》在統領“四部”文獻時的後天缺乏。關于“紀載類”，章學誠坦言：“紀載者，《七略》所無。……若盡歸六藝，則部次實繁，難于條別；挺拔史部，則全奪六藝，傳業無復源流。”【36】章氏堅稱，另立“紀載類”的來由是因為地輿、方志、譜牒等文獻類型數量太年夜。不過，他在批評“四部”時明確說過，不克不及“以書籍亂部次”，徒視目錄為“甲乙紀數之所需”37。待人以嚴，律己則寬，章甜心寶貝包養網氏的雙重標準實在難以服人。類似地，“釋教類”亦為《七略》所無。在《序例》中，章氏認為墨家、老子、佛家相類，可統歸諸子略。但此處卻說，“諸子皆官典之遺，釋氏教自外來，非周官六典所領也。……或以為莊列所開，或以為墨翟之道，未可以定釋氏之果為莊列，果為墨翟也。”【38】后文批評前文，后論顛覆前論，著實令人費解。究其原委，是因為存在大批《七略》時代尚無的文獻類型包養一個月價錢。質言之，《七略》在統領“四部”文獻的問題上存在後天缺乏。
對此，章學誠的戰略是舍《七略》而用“官禮”。在后來所纂《永清縣志》《亳州志》中，章氏對“藝文書（志）”避而不修，轉而投身“六書”“掌故”“文征”等體裁的營構。推原其意，是越過《七略》，將一切歸溯至“官禮”。在此期間，“官禮”常與“一代”“當代”等時間語詞并用。所謂“一代人官”“當代人官”等說法，表白章學誠的“官禮”概念具有歷時性。“《周官》挈一代之年夜綱”【39】，則周有周之“官禮”，其物質載體是《周禮》；“唐人作《六典》，雖不盡符合古，亦一代之章程包養網推薦也”，則唐有唐之“官禮”，其物質載體是《唐六典》。“官禮”的歷時性請求，史家在歷史編纂任務中應以“當代人官為綱紀”【40】，而不是拘泥于野史的沿襲而來的固定體裁。《永清縣志》創“六書”體例，其意在此。
不過問題隨之而來。由于在《戶書》中放置了大批細碎內容，《六書》的內容比例顯得非常掉衡。故有人譏曰：“充類之盡，則一志但存六書罷了矣！何故復分諸體也？”41或是有感于此，章學誠在《亳州志》中改“六書”為“掌故”，同為吏、戶、禮、兵、刑、工，意義卻有差別。合看《禮教》篇與《亳州志·掌故例議》可知，“官禮”依詳略可判為二：一是“一代人官之綱領”，在史則為“國史書志”，其特點是“擷其要”；一是“掌故專書”，在史則為“國家會典會要之書”，其特點是“備其物與數”【42】。
通過賦予“官禮”概念歷史性與層次感，章學誠完成了對方志理論的摸索，并完成了“全國sd包養之書皆官禮”的論證。遺憾的是，由于五經不是體系中的需要環節，其經典位置、價值似乎遭到挑戰。畢竟，章學誠是一位講求“實學”的學者，他無力彌縫“高超之學”與“考索之功”之間的理論裂縫，在以“五教”、《七略》為中間環節的構想掉敗后，他并未強為己辯，而是把困局留給了后人。至于后來馬一浮在批評他的基礎上借其棄題發揮為“六藝該攝一切”，生怕是章學誠始料未及的。
注釋
1（清）章學誠著，倉修良編注：《文史通義新編新注》，杭州：浙江古籍出書社，2005年，第706頁。
2（清）章華紱：《年夜梁本〈文史通義〉原序》，（清）章學誠著，倉修良編注：《文史通義新編新注》，第1080頁。
3 [日]內藤湖南：《中國史學史》，馬彪譯，上海：上海古籍出書社，2017年，第377頁。
4 （清）章學誠著，倉修良編注：《文史通義新編新注》，第69頁。
5 （清）章學誠著，倉修良編注：《文史通義新編新注》，第69頁。
6 《禮記正義》，北京：北京年夜學出書社，1999年，第740頁。
7 參看拙著：《宋代四禮研討》，杭州：浙江年夜學出書社，2020年，第23-47頁。
8 （清）章華紱：《年夜梁本〈文史通義〉原序》，（清）章學誠著包養網比較，倉修良編注：《文史通義新編新注》，第1080頁。
9 [日]山口久和：《章學誠的知識論：以考證學批評為中間》，王標譯，上海：上海國民出書社，2006年，第46頁。
10 （清）章學誠著，倉修良編注：《文史通義新編新注》，第70頁。
11 （清）章學誠著，倉修良編注：《文史通義新編新注》，第69頁。
12 （清）章學誠著，倉修良編注：《文史通義新編新注》，第71頁。
13 （清）章學誠著，倉修良編注：《文史通義新編新注》，第69-70頁。
14 （清）章學誠著，倉修良編注：《文史通義新編新注》，第72頁。
15 《周禮注疏》卷二十四，北京：北京年夜學學出書社，1999年，第637頁。
16 《周禮注疏》卷二十六，第711頁。
17 《周禮注疏》卷二十三，第610頁。
18 （清）章學誠著，倉修良編注：《文史通義新編新注》，第1頁。
19 （清）章華紱：《年夜梁本〈文史通義〉原序》，（清）章學誠著，倉修良編注：《文史通義新編新注》，第1080頁。
20 （清）章華紱：《年夜梁本〈文史通義包養條件〉原序》，（清）章學誠著，倉修良編注：《文史通義新編新注》，第1080頁。
21 （清）章學誠著，倉修良編注：《文史通義新編新注》，第318頁。
22 （清）章學誠著，倉修良編注：《文史通義新編新注》，第76頁。
23(10)（清）章學誠著，倉修良編注：《文史通義新編新注》，第77頁。
24 （清）章學誠著，倉修良編注：《文史通義新編新注》，第45頁。
25 （清）章學誠著，倉修良編注：《包養網心得文史通義新編新注》，第318頁。
26 （清）章學誠著，倉修良編注：《文史通義新編新注》，第913頁。
27 （清）章學誠著，倉修良編注：《文史通義新編新注》，第914頁。
28 （清）章學誠著，倉修良編注：《文史通義新編新注》，第319頁。
29 （清）章學誠著，倉修良編注：《文史通義新編新注》，第319頁。
30 此據《校讎通義》。[見（清）章學誠：《校讎通義·宗劉第二》，《章學誠遺書》，北京：文物出書社，1985年，第96頁。]若按《〈和州志·藝文書〉序例》，則王安石屬“禮家”。[見（清）章學誠著，倉修良編注：《文史通義新編新注》，第915頁。]
31 （清）章學誠著，倉修良編注：《文史通義新編新注》，第72頁。
32 《禮記》曰：“溫柔敦樸，《詩》教也；疏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挈凈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年齡》教也。”（《禮記·經解》）倪甜心花園德衛認為章學誠《易教》《書教》《詩教》《禮教》等說本乎此，見倪德衛：《章學誠的生平及其思惟》，楊立華譯，南京：江蘇國民出書社，2007年，第86頁。
33 （清）章學誠著，倉修良編注：《文史通義新編新注》，第45頁。
34 （清）章學誠著，倉修良編注：《文史通義新編新注》，第18頁。
35 （清）章學誠著，倉修良編注：《文史通義新編新注》，第18頁。
36 （清）章學誠著，倉修良編注：《文史通義新編新注》，第60頁。
37 （清）章學誠：《和州志·藝文書》，《章學誠遺書》，第558頁。
38 （清）章學誠著，倉修良編注：《文史通義新編新注》，第916頁。
39 （清）章學誠：《和州志·藝文書》，《章學誠遺書》，第560頁。
40 （清）章學誠著，倉修良編注：《文史通義新編新注》，第968頁。
41 （清）章學誠著，倉修良包養網dcard編注：《文史通義新編新注》，第968頁。
42 （清）章學誠著，倉修良編注：《文史通義新編新注》，第969頁。
43 （清）章學誠著，倉修良編注：《文史通義新編新注》，第1005頁。
發佈留言